近日新华网上有这样一个怪异的新闻：“应对麦当劳好莱坞对文化主权的冲击”，此文来自6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，原题为“文化安全：我们面对的威胁何在”。两个题目都给人耸人听闻的感觉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全人类的，它是人类作用于自然时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。这样一个对象，应该说不存在一个安全的问题。人身有安全，国家有安全，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总和有什么安全不安全？同样，文化主权说也很难成立。文化不是也不应是一个主权概念。主权和领土有关，和国家行政有关，却和文化无关，因为文化说到底就不是一种权力。把文化和权力打通，倒不是把文化变成权力，而是要用权力支配文化。只有在这一意义上，文化才面临真正的危机。

    阅读这篇文章，明显感到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敌对心态，把西方以及美国视为一种潜在的敌人。中国和美国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乃至价值观念上的冲突，哪怕这种冲突很激烈，都是自然的，没有反倒不真实。你可以把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当做对手，彼此可以竞争，甚至激烈地竞争，但就是不要把对方当敌人。如果老把对方当敌人，总有一天，它就真的变成敌人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一样：少一个朋友不好而少一个敌人好。何况，就中美关系而言，从历史的长时段看，友好总是大于冲突的。当年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，为古老的中国培养了多少现代化的人才，直到今天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仍属一流。当年清华学堂初建时一个村老野夫说：清华清华，清就是大清，华就是华盛顿。这样一个随机的解释十分精彩，它对美国的友好性而非敌对性，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所需要的。

    文章说“近年来，打‘人权’牌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文化霸权最惯用的伎俩”。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种习见的说法，都说成了套话，但并非没有问题。如果这里谈人权，就别放在文化里面谈，人权并非和文化完全无关，但在排序上和它有关的首先是政治。人权首先就是一个政治问题，如果美国打人权牌，它所针对的肯定不是中国文化，而是中国政治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文化的归文化，政治的归政治。这样，哪里出了问题哪里生了病，我们好有针对性地解决。免得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妨碍我们对症施治，因病发药。至于“打人权牌”，并非完全坏事，就像我们不也反过来对美国打人权牌，揭发美国存在的恶劣的人权状况吗？还是我们旗帜鲜明，立场坚定，我们对准的就不是美国文化而是美国政治。某些人再狡辩也无以把政治问题赖到文化头上。话说回来，双方的人权牌也未必不是一种互动，因为双方的人权状况都还存在某些问题。这可以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互相监督的方式，以此方式，如能彼此能因此解决一些有关人权的实际问题，这便是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进步。

    不妨再看这个新华网的二度拟题：“应对麦当劳好莱坞对文化主权的冲击”。一个是饮食而已的“麦当劳”，一个是宏大叙事的“文化主权”，牛头不对马嘴，两者居然放在一个平台上。言下之意，这个庞大的文化主权还正在遭受麦当劳的冲击，以至需要“应对”。题目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和文化脆弱，甚至脆弱到“八公山上，草木皆兵”。作者大概没想到，如果连一个麦当劳都要像敌人那样防范，这样的文化岂不真的是摇摇欲坠。试回望我族汉唐两代，气象恢宏，境界开阔。文化一贯西来，却从不抱持敌对心态。非但不拒绝，甚至主动迎取，汉佛西来和唐玄奘向西取经就是一例。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(那时没有“文化主权”这一说)，甚至有效地把文化他者变成自我文化躯体中的有机构成。比如，佛教变成了禅宗。前者是外来的，禅宗却是自己的。善于化异为己，而非简单地视对方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这才是我们祖上在文化上留给我们的“中国特色”，它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态度。